晚明官员的集体贪腐：盘剥手段之下作让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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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官员们的黑色收入，除了历朝历代都免不了的下级向上级打点，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国家款项这种普遍性贪腐外，还有一些见诸正史和笔记的向民间直接捞钱的方式，堪称从蚊子腹内刳油，令人叹为观止。

　　每个天下汹汹，民处倒悬的乱世，其内外因虽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官员的集体贪腐。

　　众所周知，大明缔造者朱元璋平生最看不得官员贪污，而他又给官员们设定了低得可怜的工资。在他身后，他的子孙们通过变通的方式，给大小官员增加了许多额外收入，这些收入往往被笼统地称为陋规，处于半合法地位，其数额常常是工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按理，官员们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但人是不知满足的动物，更何况每逢改朝换代之时，约束人心与行为的道德伦理，往往会被及时行乐的欲望所击溃。当“千里做官只为财”、“纱帽下面无穷汉”之类的理念成为官场上下奉行的人生准则时，即便朱元璋重生，恐怕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吏治也会束手无策。

　　晚明官员们的黑色收入，除了历朝历代都免不了的下级向上级打点，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国家款项这种普遍性贪腐外，还有一些见诸正史和笔记的向民间直接捞钱的方式，堪称从蚊子腹内刳油，令人叹为观止。

　　帝国的官员是呈金字塔结构的，处于中上端的中高级官员，并不直接与民间打交道，习惯上称为治官之官，即管理官员的官员。他们的贪腐大约有两个途径：其一，直接从他们掌控的国家资源中“化公为私”;其二，他们掌握着下面官员的升迁奖惩，下级自然免不了要向他们行贿。至于金字塔下端的低级官员及吏胥，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称为“牧民之官”。他们的贪腐途径也有两条，其一，和中高级官员一样，直接从掌控的国家资源中侵吞;其二，通过种种方法，从老百姓身上巧取豪夺。这些官员为了从老百姓那里攫取钱财，其手段之下作，心肠之毒辣，名目之荒谬，都让人大开眼界。

　　驿站的设立，在古代由来已久。明朝驿站的维护和运行，都由民户按田粮的多寡来负担。明初对官员免费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加上吏治甚严，几乎没有官员胆敢以身试法，驿户们的日子还算勉强过得去。但到了百患丛生的晚明，许多根本没有资格享受驿站的官员甚至家属，纷纷染指。他们免费享受驿站服务之余，还把驿站当成了发财的对象。首先，利用驿站的免费运输，除了运送自己的行李外，还给其他商家承运物资。故每有官员过驿，则出现“轿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马四五十匹，民财既竭，民用亦疲”的局面。

　　其次，当时的官员已不喜欢或不会骑马了，一般出行都是坐轿子。坐了轿子之后，却要向驿站收取“马干银”——意思是我没骑你的马，你得把那笔省出来的钱给我。偶尔有官员骑马，则要向驿站收取“惜马钱”，一旦驿站不交纳这笔千奇百怪的费用，官员们就会想尽办法折磨周遭农民提供的马匹，要么割马耳，要么断马尾，甚至把马折磨死。到驿站当差，为来往官员免费服务，这在古代中国属徭役的一部分。而在诸多徭役中，驿站则是为害最烈者，以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感叹，如此勒索的结果是使得大多数地方的驿传“十夫九逃，十马九缺”。

　　中央政府的太仆寺(约略相当于今天的畜牧局，职掌马政)，也不直接养马，而是把国家的马匹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寄养。按明初的规定，凡是为政府代养马匹的马户，国家要半免或全免其赋税，并划给相应的草场，但后来也成了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养马户也只剩下了义务而没有丝毫的权利。更要命的是，凡马户代养的马匹及所生马驹，以及国家临时交付寄养的马匹，一旦死亡，马户须无条件赔偿。太仆寺及其下属机构的官员们，负责为这些马匹进行印烙和点验——显然，国家法律给予了他们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养马之费什一，为马而费者恒什九”，如果养马本身需要10两银子，那么为了让马通过验收而向官员行贿的钱至少得90两。也就是说，晚明时期马户的负担，相当于朱元璋时期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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