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规则都是社会的协定

　　社会的游戏规则

　　儿童和青少年在创建团体时所实施的那一套正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社会需要游戏规则，从而使它的各个部分能够协调运转。由于有了游戏规则，我们的社会也变得可预测了。为了使社会系统能够良好地运行，它必须是可以预测的，甚至更理想的是可以计算的。人类社会不仅设定了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向游戏规则下的个体提供了他所具有的权力。这种权力即使是相互对立的社会成员也必须要遵守。必须要向社会成员说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以及什么是团体成员和团体所期望的。当然这也给投机取巧创造了空间：如果产生了特定的期望，而我实现了它，那么我应该在团体中得到一个较高的地位，如果我不能实现它，那么既然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的地位也不会变高。

　　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游戏规则，它往往与其他组织有所不同。这套游戏规则中包含了该组织的特点。如果我们观察一些社会团体就会发现，它们中都存在着独特的游戏规则，比如在艺术家圈子里，他们有独特的穿衣规则，独特的业余时间、饮食、语言规则，简而言之，是团体特有的生活习惯。在学生、市民、自由派人士或者宗教圈子中也同样有如此现象。它也发生在所有的行为结构里，比如说语言行为，并不只有古老的奥地利贵族才会说略带鼻音的美泉宫德语。儿童和青少年的语言就是一种出色的团体习语，经理们的这种语言也不少，虽然他们比起青少年的语言少了创造性的想像力。学者热衷于使用他们编码过的语言，这样就把特定专业领域之外的读者给排斥了。

　　每一个团体都会创造出一些信号来区别于其他人，这些信号对他们来说很独特。他们是相互辨别的标志，算是团体的密码。在团体内部实行游戏规则也是为了保护其成员。我在《身体语言和合作关系》一书里写了有关接近的一套特有程序。这里目光接触、接近和距离的特有程序都有其固定的步骤(一种特有程序的含义)。在每一个阶段，这种接近都可以被接受或者拒绝。只要这个过程还在特有程序的范围内进行，那么下一个步骤就是可以预计的：如果我拒绝了，对方就不会再进一步地作出接近的行为来，而如果我冒险接受他，那就进入到下一阶段，我们双方都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如果没有游戏规则或者我不知道游戏规则，那就可能会产生风险了。所以如果双方都属于同一个团体并按相同的游戏规则行事，那就可以避免这种风险。

　　一个意大利南部的女孩也许会穿得很少地在街上游逛(我们并不仅仅是在罗洛布里吉达或者索非亚?罗兰的电影里看到)，衣领开得很低，并且扭动着腰肢，让整个村庄的男孩都疯狂。她这样做并不危险，因为家里所有人都会在她身后保护她。每个人都知道游戏规则。男人们可以用一声口哨、一句小小的恭维、调侃来表达他的赞美，但接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游戏规则不允许。并且每一个男人都知道，别人期望他遵守游戏规则。

　　如果这个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女孩到了纽约，却还是像在家里一样，那么她第二天就会被强奸，而作案者会被法庭宣布无罪，因为根据纽约的游戏规则，是女孩的挑逗引起了他的行为，可以把这看作是她邀请他这么做。

　　人们必须知道哪一种游戏规则是有效的。纽约女孩穿着得体不是没有原因的，她们避免大幅度，主要是臀部的摆动，目光笔直向前，从而避免由于目光而发出鼓励的信号。她们很清楚现行的游戏规则。

　　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社会的协定。只有最基本的一些是天生的，也就是生理上的。儿童在他们的早期阶段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他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做出反应。反之，母亲早已熟识游戏规则，她会试着让孩子尽可能快地掌握游戏规则。因此，她一开始就把孩子看作是一个社会存在，而不只是一个生命，从而使他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社会存在。如果她的孩子在一个团体中哭喊，母亲会觉得窘迫，因为这违反规则。哭喊打搅了其他人，而人们是不应该打搅别人的。这时没有人会转过头了解孩子为什么哭闹，而是仅仅以指责的目光瞥了母亲一眼：那是你的责任，让孩子尽可能快地进入特有程序，不再随意表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容忍也是有限度的。

　　母亲感到了压力，因为她知道，团体对她的接受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特有程序化。也许她懂得，她与孩子的交流并非全都源于自愿，有一些只是特有程序的要求：一个母亲不应该是凶恶的，一个母亲不应该有攻击性，一个母亲不应该没有耐心，等等。母亲试着去扮演符合特有程序中的母亲角色。她感到压力，由此导致行为冷漠和脸部表情呆板。

　　甚至是她对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她向他所示范的行为方式，都是由特有程序预先设定的。她必须是有效的，她可以温柔，但不能不分场合；不管对什么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她都只能按特有程序的要求行事，她必须为自己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孩子不应该让别人不舒服；他必须干干净净，因为如果孩子不是干干净净，或者有时候身上还有不好闻的味道，那就表示她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特有程序让一切井然有序，孩子同样也应该井井有条。孩子越早明白他必须保持整洁越好，因为这样他会服从于游戏规则，并且他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测，因此也就可以控制。我已经说过了，结果可能是，孩子最后不得不怀疑，如果整洁、勇敢、漂亮的脸蛋以及金色的卷发消失了，是否父母的爱也就结束了。这种体验会终生伴随着我们。如果变丑、生病、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或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我们是否还敢这么去做？我们会因此而拒绝关于自己和我们心理状态的信息。如果我们抑制了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不仅我们自己感到很别扭，同时也使得其他人无法修正对待我们的策略。我们不给出信息，别人当然也就不能回应。一个不想面对自己的人可能会感到心情舒畅，因为现在他不需要去做那些不期望发生的事，而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项损失，因为我们无法做出任何改善。

　　表达情感在我们社会是受到禁忌的。游戏规则在这方面进一步得到深化：我的怒火可以表达出几分来？我可以笑多久？我可以多大声地笑？多少以及哪些活动是被允许的或者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一个母亲生活在这种特有程序的巨大压力之下，并且要求她的孩子也接受它，孩子就像是穿着紧身衣长大的。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运动机能，但却无法一展拳脚。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替代品。他们精神上的活力还没有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成长的速度是无法加快的，一切都需要时间。

　　如果我们看到三岁或者四岁的孩子在咖啡馆里坐着，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人那样，这将是一幅多么悲哀的画面。他们坐在那里，两眼无神，毫无生命力，因为不允许他们活动，否则他们就是在拿母亲的宠爱冒险。他们还有一项运动机能没有发展起来，那就是清静下来—那样所有人都轻松了。也许他们可以笑，但必须有所控制，另外不能索求无度。这样，自发的情绪表达必然立即得到控制和节制。孩子应该可以开心，但是声音和活动范围要受到限制。在这种方式下，孩子从未能体验到情绪的彻底释放。特有程序化的孩子更愿意压抑自己的情感，而不是冒险违背规则去过度强烈地表达。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交流感情，而都以特有程序化的情感来掩饰，那危险可想而知。

　　父母丢失并且荒废了自发的情感，这已经够糟了，而如果他们也要剥夺孩子表达情感的机会，那就更糟。他们会扼杀了孩子所有的情感表达。

　　我并不是在赞同所谓的反权威教育，事实上我在为真实而自发的情感辩护。

　　此外，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且得到回应是不能长期阻止的。只有挫败感会一直延续，这就像悲伤，如果人们体验到了悲伤，他们可能随后得到安抚和慰藉，如果没有体验到，这种悲伤将永无终结之日。那些完全屈服于特有程序的人，以后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但是否会成为一个能够自由判断的优秀之人，我就不得不怀疑了。

　　强烈的体验以及自然的感情流露有权希望得到回应，也只有这样的经历和情感流露才能引起对于其他人感受和情感表达的理解。

　　特有程序化的情感扼杀了自然的情感流露，并且不能容忍其他有勇气和能力的人去积极地体验。

　　听说在日本和中国，允许三岁以前的孩子做一切事情，这很有趣。在成年人的宽容下，孩子可以毫无限制地体验自发的情感，因为人生的前三年是孩子塑造情感生活的重要阶段。此后对孩子进行严厉而特有程序化的教育，但这种严格的生活，甚至是极端的生活，是以孩子已经形成的情感生活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在遥远的东方，孩子比成年人更人性化。

　　随着学校教育而开始的那种特有程序化就不再允许产生青少年的情感，但是可以保留儿童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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